李：其实应该推论到有人哲学与无人哲学上去。
至于欧陆其它国家，则因为普遍没有先基督教起来，而只是先个人主义起来，所以也就至今为止都一直没有能够领先于历史的潮头。首先，公元1500年以后，到1900年为止，几百年的时间，世界上公认，一共出现了15个发达国家。
重要也不仅仅是主权，而且更是人权。全能政府不再被允许，更夫政府却应运诞生。（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341页，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61]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154页，晏可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再如，实际上欧洲南方的文艺复兴（拉丁文化）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远不能与北方的宗教改革（日耳曼文化）相提并论。
事实上，在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世界的崛起并不能仅仅大而化之地界定为全部欧洲。如果不做高贵的事情，在于我们，那么，做可耻的事情也在于我们。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劲健一品形容道：行神如空，行气如虹。所谓大也就是崇高之美。《中庸》强调，一旦实现至诚，主客观就统一于神秘的道德境界中，所谓至诚如神，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中庸》认为，这是君子中庸之美德。
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元好问的诗学汲取了理学观念，提出以诚代替传统的情志说。中庸，亦即中用，庸古同用。
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天所赋予的，顺从这种天赋之性去行事就称为道，遵循这个原则的行为就称作教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审美与文学的浸润，相对于文艺创作活动来说，在深度上往往更为明显。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这种建构在人与自然相亲相通体验基础之上的文化观念，是审美型而非西方宗教分离型的，它构成了人们常说的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而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一类说法的基础。后来宋代理学家邵雍、周敦颐在他们的著作中极力提倡这种中庸哲学，成为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浸染了宋代及宋以后的美学观念。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荀子认为对音乐的喜欢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是音乐如果没有先王的教化与疏导就会流于淫荡，因此，乐教的功能主要由统治者来实行与操作。
他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中感叹：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他说：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
[12](P391)他甚至把发乎情止乎礼义视为医治诗歌创作的万应灵药，认为医治各种诗病，全在于发乎情止乎礼义。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元好问把唐诗作为体现诚的楷模，认为达到诚就能涵养性情，优游温柔，中和之美毕备，进而感天地、动鬼神。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人之自福也，莫过于正其性情。
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文心雕龙·原道》谈到圣人经典对于文学的作用时指出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迄至秦汉，出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这类杂糅儒道的杂家著作，其思路便是以老庄的天道来看待儒家的人事。儒家认为人格之所以为人格，就在于它的自我体悟，而这种体悟的本体则是天，因为天是至中不偏、至诚无欺的。
可见，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世上没几个人能做到。《中庸》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明清时期的格调说也正是缘此而产生的，它在中国文学理论史居于重要地位，也是一种审美与文艺批评之范式。‘思无邪，子夏《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所本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刘勰强调诗歌本于情性所动，而三百之蔽，义归无邪，则是诗教的范式，是用来教化人心的。
在乐教的过程中，必须创造一种中和之美，以感动人之善心。孔子论中庸，并不否弃人的感性欲求，到了《中庸》作者论中和，则完全将它改造成远离尘世的道德追求，从内在心性上来求天人相通，这就必然地沾染了准宗教的色彩。
儒家重视乐(涵括音乐、舞蹈、诗歌)之中真诚的体验，认为它是乐之中的灵魂。人道与天道是相通的，而这中间，需要一个中介，这个中介便是诚的范畴，它既是精神信仰，同时也是一种个体道德，与审美心理相通。
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它道也。《中庸》作者指出，世人不能做到中庸，一种是由于不明中庸之理，朱熹注孔子道其不行矣夫时指出：由不明，故不行。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论语·雍也》记载孔子之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出：盖西伯拘而演《周易》。《礼记·大学》的作者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说法，将神圣的道德比作生理本能，诚于中，才能形于外，而这种至诚来自天性，这样就使先秦以来孔孟的道德与美学走出了纯粹内省的境域而与天地相参、物我合一的博大情怀融合在一起了。
有的一时能守，但是时间一长就放弃了。刘勰这一思想显然融合了道家自然之道的思想，用来批评当时的文风淫丽烦滥，不足为训。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国古代文艺学中所倡导的审美创作体验境界，以物我合一、天人相通为特征，而《中庸》所倡导的与天地参的境界则是其中重要的理论来源。
通过孔子自己反躬自问的话语说明事人如事己，治人先治己，治己先治心，这就是《中庸》的伦理学基本途径。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
